“坐談則理高，行之則事闕”出自《資治通鑒·梁紀》，意思是，坐下來談論道理時顯得很高明，但真正去實踐時卻出現諸多缺陷和漏洞。此語強調了理論和實踐結合的重要性，提醒人們要力戒空談，注重實踐，做到知行合一。

　　坐談之害，輕則誤己，重則誤國。魏晉時期，清談之風盛行，以王弼、何晏等人為代表的名士們崇尚無關國計民生的清談，被人指為“夫虛無之談，尚其華藻，此無異于春蛙秋蟬，聒耳而已”；戰(zhàn)國時期趙國的趙括自幼熟讀兵書，“言兵事，以天下莫能當”，卻因無實戰(zhàn)經驗而致長平之戰(zhàn)數十萬大軍全軍覆沒；三國蜀漢馬謖自恃才氣過人，好論軍計，卻常常“言過其實”，而無實際辦事能力，在伐魏過程中被魏將張郃擊敗，痛失街亭。前人的教訓告誡我們，任何時候，說得再好，如果不付諸實踐，不能在實踐中發(fā)揮應有的作用，不能解決實際問題，終將是空中樓閣、鏡花水月。

　　“與其坐而論道，不如起而行之。”戒空談、重實踐，要腳踏實地，躬行踐履，做到知行合一。明代著名理學家婁諒年少時就有志于圣人之學，曾求師于四方，聽說崇仁學派創(chuàng)始人吳與弼在臨川，于是前往請教學問之道。鑒于婁諒好高騖遠、不屑于世務，一日，吳與弼在耕地，召婁諒前去，對他說：“學者須親細務。”吳與弼實際上是想借此告訴婁諒，為學不能脫離實踐而談空說道，必須與實踐相結合，在具體實事中去獲取、去驗證。

　　躬身實踐，關鍵還需采取接地氣、管用的方式方法。先賢都特別注重將實地調查作為推進實踐的主要路徑。西漢召信臣常常“躬勸耕農，出入阡陌，止舍離鄉(xiāng)亭，稀有安居時”，行視郡中水泉，開通溝渠，修建水閘堤堰，被民稱為“召父”；北宋王安石初到鄞縣，就用十多天的時間，東到穿山，西至桃源，跑遍鄞縣境內的“東西十有四鄉(xiāng)”，調查摸底農業(yè)生產和水利灌溉，勸督鄉(xiāng)民疏浚川渠……唯有撲下身子，親履其境，方能察民之實情，解民之所憂。

　　實干，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鮮明特質和優(yōu)良作風。我們黨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實踐觀，將理論與實踐統一，不斷在實踐中發(fā)現問題，探索解決問題的方法，以創(chuàng)造性的實踐推動宏偉目標實現?；乜锤锩鼞?zhàn)爭年代，毛澤東反對教條主義，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(fā)，提出“以農村為中心”等思想，在武裝斗爭、土地革命、根據地建設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成功實踐，開辟出中國革命新道路。一言以蔽之，百余年黨史實質上就是一部實踐史。

　　為政貴在行。黨員干部要摒棄空談蹈虛的作風，堅持求真務實、知行合一，大興調查研究之風，不斷在實踐中破解難題、錘煉本領。（余足云）